1938 年兰登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第一版《红星照耀中国》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1928年，这位富有冒险精神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之后，他踏遍中国大地进行采访报道，并于1936年到陕北苏区访问。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使斯诺在从事新闻事业的过程中，逐渐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认同。他的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在中外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此后，他终其一生为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不懈努力。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共产党究竟有什么特点和魅力，能够得到这位美国记者的高度肯定和认同？让我们到历史这本最好的教科书中去寻找答案吧。

一生中的觉醒点

1905年7月19日，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青少年时代，他非常活跃，广泛参加各类课外活动，但对枯燥的课堂教学兴味索然。他喜爱阅读和演奏，14岁就开始尝试到美国西海岸长途旅行。1928年，23岁的斯诺决定花一年时间遨游世界。他在开往远东的“兰德诺”号轮船上谋得了当水手的机会。在美国夏威夷和日本短暂逗留后，他带着寻找“东方的魅力”的强烈欲望前往中国。

1928年7月，斯诺来到上海。他原本只打算在中国逗留6周，结果却一待就是13年。在上海，斯诺接受了《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的邀请，参加《新中国》特刊的编辑工作。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东方学书籍资料，对中国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激烈动荡的年代。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建立了独裁统治。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带领工农大众，开始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受鲍威尔影响，斯诺曾一度认为，“蒋介石把中国从‘暴民’手中拯救出来，‘道义’是在蒋介石那一边。”但现实让他很快改变了看法。

为做好报道，斯诺开始了在中国内地的旅行。1929年6月，他沿着铁路线北上，考察了萨拉齐（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驻地）、包头和归绥（今呼和浩特）等地。当时，这一带正遭受特大旱灾，斯诺目睹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他写道：“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那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一路上，满目凄凉，全无生机，就像刚刚发生过一场火山爆发。甚至树也被剥光了皮，村子里绝大多数泥砖盖的房子都坍塌了。屋子里仅有的一些木料也被拆去变卖几个铜板。奄奄一息的人东一个西一个地坐在或躺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神情呆滞。我看到一个光着身子、骨瘦如柴的小孩，由于吃树叶和锯末充饥的缘故，肚子胀得像只气球……”斯诺拍摄了大量灾区照片，通过报道向社会发出呼吁，敦促各方行动起来赈灾，但却无济于事。蒋介石政权非但不救济灾民，反而把饥荒作为迫使西北军阀就范的有效武器。成千上万人死于饥荒，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引起斯诺内心极大的同情，这成为他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

这次旅行结束后，斯诺在翻译、出版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过程中，和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及进步文化界进行了深入的接触联系。他对中国的理解从观察表层的现象，发展到了深入理解中国人民的思想、体会中国人民的感情——“看到了一个被鞭笞着的民族的伤痕血迹，但也看到这个民族倔强高贵的灵魂”。斯诺摒弃了西方殖民者的歧视心理，开始了解真正的、现实的中国和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民，开始反思和批判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掠夺。他对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当时中国的黑暗现实有了深刻的剖析和真切的认识。斯诺不断在思考：这样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如何能够走向光明的未来？谁能够带领民众，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

参加一二·九运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由此拉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震动了中国社会，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

斯诺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正义事业之中。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赶赴东北采访，见证了日本军队残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他向世界报道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发动突袭。职业的敏感使斯诺听到日本人的枪声后便不顾一切火速赶到交火地点进行采访。他还常常冒着炮火，抢救难民。他在新闻报道中对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和上海人民对抗战的全力支持给予热情歌颂。

1935年12月，日本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华北形势危急。北平学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热情猛烈爆发出来。斯诺夫妇带领一批外国记者，和爱国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在游行队伍中拍照、采访，令警察、宪兵大感震惊。斯诺在现场拍摄了很多珍贵镜头，发出了多篇通讯，有的还作为“独家新闻”被美英等国的报纸用醒目的大标题刊登。斯诺的报道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把青年学生英勇斗争的消息传播到了国内外。

在一二·九运动中，斯诺观察到，知识青年对国民党政权完全失去信心，是引发革命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斯诺认为，“在这（抗日救亡的）危急关头，国民党由于根本起不到领导、鼓舞的积极作用，因而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

冲破封锁前往陕北苏区

随着对中国了解的不断加深，斯诺萌发了实地考察红色苏区的念头。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经西安抵达陕北苏区，开始历时4个多月的访问。

在安塞，斯诺受到了周恩来的欢迎和会见。1936年7月9日、10日，周恩来和斯诺连续两天长谈至深夜。周恩来表示中国共产党欢迎斯诺考察苏区，并回答了斯诺的许多问题。他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分析，乐观地估计中国革命正接近另一个高潮，并为斯诺拟定了考察的路线和项目。

会见结束后，斯诺在一队红军通信兵的护送下，走了三天的路，到达当时中共中央驻地保安（今志丹县）。几乎所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出来迎接，街上挂起了用中文和英文写的“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等标语。7月14日，保安举行欢迎大会，毛泽东出席并即席讲话，对客人的到访表示欢迎。热烈的欢迎场面深深感染了斯诺。

7月15日至19日，毛泽东会见斯诺，同他连续多日进行谈话，回答他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提问，阐明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方针问题等。7月23日，毛泽东同斯诺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问题，第一次公开表述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立场。7月底至9月中旬，斯诺前往甘肃、宁夏，采访红军前线部队。斯诺返回保安后，9月23日，毛泽东同他谈联合战线问题。10月间，毛泽东应斯诺再三要求，连续几个晚上同他谈个人历史和红军长征的经过。毛泽东传奇的奋斗史是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共党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谈话通常从晚上9点开始，持续到次日凌晨2点。两人待在窑洞里，伏在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他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斯诺奋笔疾书，一直到疲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

斯诺在陕北采访红军战士。新华社 / 发

斯诺还访问了其他多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以及许许多多的红军战士。他说，“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经过对比，斯诺发现，在各国政权体系中，“当政的寡头和少数贪婪的占有集团，不论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都是腐败堕落的，共产党人却与之形成了对照，他们都是些正直、无私的人。相比之下，他们的一些同胞，虽然也鄙视日本人和国民党，却忍气吞声过着受压迫的生活，而共产党人则随时准备为他们的理想而献身，他们把这一理想看得比个人的生命还重要”。斯诺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热情提倡科学，主张男女平等友爱，坚持民族平等，对未来抱积极的态度”，因此“感到与他们有共通之处”。

1936年10月底，斯诺返回北平，继续紧张地工作着。他的《毛泽东访问记》开始在《密勒氏评论报》陆续刊出。随后，多家英美报刊接连发表了斯诺关于苏区的报道。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在伦敦出版。这本书立刻引起轰动，在最初的几星期内就销售了10万余册，至12月已连续重印了5版。1938年1月，美国兰登出版社也出版了这本书，该书成为美国有关远东时局的最畅销的书籍。此后，《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一版再版，先后被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赢得了各国不同阶层众多的读者。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巴巴拉·塔奇曼所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首次刻画了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的报道。这一事业对于本世纪30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

《红星照耀中国》在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通过斯诺的介绍，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拯救中华民族而英勇奋斗的历程，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不实污蔑因此被揭穿。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通过该书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斯诺不愿做“中立者”，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日本军队占领北平后，斯诺以自己的特殊身份，掩护遭受日本侵略者迫害的大学教授和爱国学生。他的家里住满了“政治难民”，其中大多是上了日军黑名单的教授和学生。斯诺帮助他们逃出北平参加游击队。他允许游击队在自己家中设立秘密电台，还亲自护送在北平疗养的邓颖超到天津直至其登船脱离险境。

斯诺分析了国共两党在组织和领导敌后抗战方面的区别。他认为，国民党没有理由不想在敌后有所作为。蒋介石为此曾做过多次尝试，但是他从来没有能够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游击队伍。在斯诺看来，“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不愿意也不可能替老百姓做点事或者做些动员工作，调动老百姓甘洒热血为国效忠的积极性”。斯诺由此得出结论，当时除了实行社会革命之外，别无途径能使中国复兴。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斯诺不顾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法，向《纽约先驱论坛报》发出快讯，揭露国民党当局武装袭击新四军的暴行，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的愤慨，令蒋介石集团十分狼狈。1941年2月，斯诺被迫离开他生活了13年、无限热爱的中国。斯诺依依惜别，他动情地写道：“我的一部分将永远留在中国的黄土岗上，留给那些曾经信任过和爱护过我的中华儿女，留给那些曾供我食宿的一贫如洗却怡然自得的文明的农民，留给那些衣衫褴褛、皮肤黝黑却有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的孩子们……”

为新中国欢呼

1949年10月1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斯诺和中国人民一起欢呼。当时，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孤立政策，斯诺在美国处境十分困难，后来移居瑞士。由于得不到访华签证，他和中国的联系被迫割断十余年。

1960年，斯诺终于以美国作家的身份获得去中国的签证。他在中国停留了5个月，期间足迹遍及14个省。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各行各业的群众，他采访的对象非常广泛。新中国的一切都让斯诺兴奋、激动。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几乎认不出来了。在30多年前促使他“觉醒”的内蒙古地区，当年饿殍遍野的惨况也早已荡然无存，迎接他的是现代化的钢铁企业和一望无际的肥沃草原。通过与旧中国作对比，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10月22日、27日，毛泽东先后两次会见斯诺。周恩来也与斯诺作了两次长谈，表明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中美争端的愿望。

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斯诺又一次访问新中国。

晚年的斯诺致力于促进中美友好的事业，希望在中美之间架起一座横跨太平洋的友谊桥梁。他在美国发表关于新中国的报道，并于1963年出版纪实著作《大河彼岸》，热情报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有力地促进了美国人民了解新中国。

1970年8月，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为中美建交作出了特殊贡献。斯诺是在中美两国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时刻来到北京的。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意愿。这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斯诺，并让他站在身边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12月18日，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随后，中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变化，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启动了。

1971年，斯诺被查出患有癌症，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国政府派出医疗小组帮助其治疗。1972年2月15日，斯诺病逝于日内瓦。他数十年如一日对中国倾注真挚的感情，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国际上对新中国的歪曲和污蔑，都没有损害他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情谊。新中国是斯诺关切的话题，他为读者著书，给青年讲课，对公众演说，给朋友写信，都离不开中国。临终时，他用尽生命的全部力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中国。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周恩来亲自参加了斯诺骨灰安放仪式。毛泽东在给斯诺夫人的唁电中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